「中国母基金100人」之袁桅:合格LP是不干预GP的决策

作者:母基金研究中心
2021-04-13 16:57:25

近日,随着拼多多创始人黄铮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1亿美金登上热搜,大学教育基金会这个群体,再次吸引大众的目光聚集。


在国际上,大学捐赠基金可谓是PE/VC行业的忠实长期LP。


从捐赠基金的角度看,主权基金、养老金、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基本可以归为同一类金主爸爸:超长的投资回报期限。这些金主不需要短期内的现金回报,因为他们服务的时间窗口在几十年之后,甚至在永远的未来。


超长的投资期限意味着可承受的风险波动空间非常非常大,对于捐赠基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用时间换回报空间,用时间对抗不确定性和低流动性。因此,这与PE/VC的投资理念十分契合,国际上许多知名风投的LP构成中,大学捐赠基金占很大的比重。


与美国动辄超过30年历史的高校捐赠基金相比,国内大部分高校还处于“少年期”,但亦有少数较先进的“探路者”。


成立于1994年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是中国大陆最早的高校基金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证的“5A级社会组织”,这是中国政府对基金会最高级别认证。根据公开披露的报告,截至2019年末,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规模高达93.9亿元。


日前,母基金研究中心专访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揭开这家国内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神秘面纱。

「中国母基金100人」之袁桅:合格LP是不干预GP的决策


袁桅本人十分亲和,既有着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温暖亲切,又有着专业投资人的精明干练。“做公益是一件非常幸福和愉快的事情,我希望把我们接触的科学家、捐赠人和捐赠人支持的项目,还有那些真正做慈善的人的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让更多人体会到,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是非常温暖的、有好多特别让人觉得内心很幸福的东西存在。”袁桅笑着对母基金研究中心谈道。


作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掌舵人”,本科、硕士均毕业于清华的袁桅已在投资行业中摸爬滚打了20余年。2000年后,袁桅开始涉足新兴的科技投资行业,并逐步成长为中国大陆最成功的女性科技产业投资人之一。她曾先后在中国最顶尖风险投资机构之一上海联创,硅谷著名风投机构红点公司工作,并成为了风投机构江南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她长期关注绿色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在十几年间发掘和支持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成长,成功发起募集了人民币20亿元的环保产业基金,并曾创下单笔投资回报率200倍的佳绩。2016年,袁桅女士担任启迪控股总裁。2018年,袁桅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01 做不干预GP决策的合格LP


“国外的捐赠资金是一个基金,可以说是一个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而我们是一个公益慈善组织,我们的捐赠的钱其实是社会资本,做投资的这一部分资金是按照市场化来运作的,但是在风险的控制和监管要求上还是和市场化的相对不大一样。”袁桅向母基金研究中心介绍,在大类资产配置的情况下,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大概有25%左右配置在私募股权方面,其中一大部分是作为LP出资到直投基金、母基金里面。


“我们现在大概投了几十家基金,也有投母基金。我们投的母基金其实就是清科母基金,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清科母基金的绝对出资人,但实际上国内比较有名的基金我们基本上都有投,我们是他们的LP。”


袁桅表示,在做LP的过程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希望能够做合格LP。所谓合格LP,就是不干预GP决策的LP。“我们希望能够选到好的、能够长线支持的GP,但是我们不希望成为大LP,或者说我们不想成为主导。从原则上来讲,我们不参与到GP的决策中去,不参与人家的投委会,也基本上不在GP里面持股,不当前三或者前几位的LP。所以,从我们做 LP的规模来讲,出资还是有限的,我们很少参与特别大的基金,我觉得几亿到十亿、二十亿左右这样一个规模的基金对我们比较适合。”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的GP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行业龙头,基本上track都比较清晰,在行业里有比较清晰的投资理念、投资策略;还有一类是小而美或者团队虽新但是有自己的投资理念的GP,有可能是first time fund,但是这些人也不是刚开始做投资,可能是从大基金里分出来的在细分赛道里有特色的团队。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地支持所投的GP,因为教育基金会的钱是捐赠来的钱,实际上这种性质的钱是市场上真正的长钱,我们自己是没有LP的,我们没有到期或者退出这样一些硬性的条款,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很长线地支持GP,我们希望找到好的GP以后能够一期一期地支持下去。”


袁桅介绍,从投资的角度,大学教育基金会更能够去投资一些长期和价值投资的直投基金,因为基金会并不是要靠这样的一些直投基金在短期内给予回报,所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并不希望直投基金为了能够拿到LP的钱就把周期说得很短,比如说3+2。


“虽然3+2这样的直投基金也可能成功,但是大部分不容易,因为股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而且需要在它的不同阶段投资,从早期、成长期到中后期,每个阶段都要有附加价值给它,这不是一个很功利的事情,而是真真正正的长线的投资,我们是很有耐心的。”


袁桅举例,在2020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现金回报来自于股权方面的是不多的,就算有一些股权投资方面的现金回款也是在成本,因为都还在回本的阶段,所以利润贡献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她相信这些基金,在未来退出的过程中,长期利润回报会体现出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还是很有耐心。“我们在评估选择GP和选择基金的时候,特别看重他们的投资逻辑、他们的理念以及他们的行业定位,我们不会特别去赶泡沫,我们更注重对于一个行业、对于一个经济的远期的判断,因为近期的那些我们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投资的产品去实现。”


另外,从基金会来讲,每年都在用很大一部分钱去做相关的公益慈善的事业,包括支持清华、支持社会上很多的事情,2020全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有14亿。“但是我们也获得捐赠款,每年还获得投资收益,所以我们整个基金的规模是在增加的,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资金可以投到GP、投到新的基金里面去。”袁桅讲道。


02 母基金的投后管理是“双刃剑”


袁桅认为,对于母基金的投资人来讲,投后管理其实是双刃剑。


“它跟直投基金的投后管理不大一样,直投基金的投后管理可能要跟底下的项目有特别密切的沟通,甚至有很多的增值服务。但是作为母基金的投资人,我认为我们既要有投后管理,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够因为市场有一些波动,就把我们一些主观的东西加到团队,因为我们既然作为母基金投资人投基金,就是看中了团队,相信他们的判断,所以我们会在做尽职调查的时候去关注他们是怎么投入管理的,一旦我们认可了这个团队以后,我们不大会直接介入到他们的管理,我们会尊重他们。”


她介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会经常定期地跟管理人有一些沟通,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其实这种了解更多的是基金会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看看行业里面现在哪些是增长点,哪些可能有泡沫。“因为我们底下投资管理人很多,那么我们去听了学习了以后了解到行业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行业可能有风险,而我们某个基金正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就可以去沟通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在袁桅看来,母基金的投后管理更多是一种商量与沟通,她相信和尊重管理人,相信选到的管理人都是行业里面最好的。“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的管理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二期出资或募新的基金的时候会提一些要求。”


不过,她也坦言,从基金的投资方面,做母基金的bargaining power其实是不够的,很多还是要依赖团队,所以前期的尽职调查和决策本身还是比较重要的。在母基金的投后方面来说,管和不管、多管和少管都是双刃剑,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给团队施加的压力和鼓励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整体来讲,袁桅认为更重要的是选对管理人,“退出也好,投资也好,他要是一个有经验、诚信、有执行力的一个团队,这样就能够按照投资和退出的步伐去运作和管理整个基金,这也是我们在初期对团队进行把控的时候要看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理念和被我们投的这些团队的理念是一致的,互相之间是理解的。”


03 以不变应万变


谈起近两年投资环境的变化,袁桅认为,国内外投资环境年年都在变化,但是从投资来讲,它也是永恒的,只要有自己的投资策略,无论是在怎样的市场环境之中,无论是在什么点位进去,都有机会。比如2020年,大家都在说由于疫情会很难,但实际上2020年从投资角度上来讲,是充满了机会的一年。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制定一个从当下到未来3至5年,甚至5至8年、8至10年,都比较有前瞻性的投资策略,这才是重要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会根据周边的市场环境对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微调,但是你自己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这就是长期主义。现在芯片好了,如果今年投龙头芯片就有可能全都投到高点,全都投到泡沫,这得是5年到8年之前看中的才能投。到今天来看是不是芯片就不投了,也不是,主流的芯片的东西、制造,这些东西可能相对过热,但是在芯片的其它的行业方面,它周边的替代产品、材料、设备,包括一些易耗品、工艺等等方面,都还有很多机会。想抓住这些机会我觉得在行业里面生根,要真正做到价值投资,而不是跟风。”


04 国内VS国外捐赠基金:正是因为差距大、起点低,机会才比较多


袁桅认为,国内的捐赠基金跟国外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我们不是基金,我们是基金会,我们的钱的性质本身不是纯粹的金融产品、不是金融的钱,这样在性质上就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些钱本身对风险的偏好是风险厌恶性,所以国内的基金,尤其是捐赠基金,如果要去做投资的话,面临的挑战和监管比国外的捐赠基金要严格得多。


第二个区别就是规模,国内的基金和国际的基金规模差距太大。清华大学基金会应该是国内目前最大的捐赠基金了,但是跟哈佛相比也是几十倍的差距。一个基金要去做母基金也好,要做直接投资也好,如果没有足够的规模就没有抗风险的能力。


所以,袁桅表示,对于国内的捐赠基金,首要是把规模做起来,如果没有规模,去投资一个几个亿的基金,它所面临的风险就特别大,它就不能够去做低,不能够去做长线,而且不能够做风险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另外它还要做到分散,那么单个的投资的能力就很有限,所以首先是要把规模做大。另外就是要对公益慈善法下面投资相关的法律政策和环境特别地了解和熟悉。此外,是投资就有风险,一定要按照市场和投资本身的规律去做。


她也坦言,相对来讲,国内的大学基金会是刚刚起步、还有非常远的路要走,而且可能还得先从风险比较小的来做起。并且国内的捐赠基金、很多的基金会不一定是留本基金,很多是非留本基金,非留本基金对于流动性方面的要求更高,所以还不能当成纯粹的长钱来用,如果是一个非留本基金的话,理论上是不可以用于去做长线投资的,而且也不能够有任何的投资损失。只有真正的捐赠资金才是长钱,它现在基本上算是没有久期的钱。


“所以我们和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正是因为差距大、起点低,机会才比较多。目前中国的捐赠文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的校友、企业家愿意做这样的公益慈善,不仅仅是清华大学的捐赠基金会增加,我相信国内很多高校的捐赠基金都将在未来有比较快的增长。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做捐赠基金的人不仅仅是用公益慈善的眼光来做,如果是做投资的话,更要有投资的基本能力和水平。即使所有的捐赠基金都是通过选择专业的团队来管理,选团队合作、大类资产配置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公益慈善组织的钱是属于慈善基金会的,不可以把慈善基金会的钱给关联方、给其他的方面,它必须有一个分散化的投资管理的原则,要有非常好的策略和监管的体系,这对整个国内高校的基金会的人员队伍的素质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公益慈善,也是袁桅一直关注和思考的事业。


她认为,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到今天,应该会在社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活中间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成功人士或是品德特别高尚的人的一种情怀的体现,它应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去想到和实施的一种行为。


如何用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治理、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去引导,从而使我们的企业、政府、公共事业在整个过程中间更注重社会的公平性,更注重各个阶层人的共同富裕,将慈善变成一种主动自发的行为,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去有所研究和成就的阶段了。对于这一部分钱来讲,它是真正的长钱,而长钱在社会上怎么去发挥作用,怎么把长钱的池子搞大,这些都是袁桅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说,除了埋头去筹款、做公益慈善事业、做投资,还是得仰望星空,看一看整体市场行业、国家方面的新的理论,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格局。其实有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使很多的企业家有财富的认同感,把他对社会公平性做的贡献在很早期的时候就体现出来,甚至是量化出来,我觉得这点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很有意义。”袁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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